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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底是什么限制了中国人的生育力?

   日期:2018-11-05     评论:0    
核心提示:户籍、就业、医疗、教育、养老等各个与生育相关的领域改革不彻底,市场配置资源难以起基础作用,经济增长乏力、社会结构失衡是低
 户籍、就业、医疗、教育、养老等各个与生育相关的领域改革不彻底,市场配置资源难以起基础作用,经济增长乏力、社会结构失衡是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。
 
《财经》记者袁建胜高頔| 文 朱弢| 编辑
 
20多年后,中国生育率低迷的事实终于得以直面。
 
2016年初计划生育政策松绑,全面放开二孩。原国家卫生计划委的估计是,每年平均将比上年多生育人口300万,截至2050年,15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净增3000多万。
 
但现实情况是,当年新增人口1786万人,只比上年多了131万人,远低于预期;2017年则掉头向下,新增人口1723万人,比上年还减少了63万人。一个新变化是,新增人口中二胎占比超过一半,达到51.2%,一胎新增数量则减少了276万。不仅二胎数量难以带动人口增长,人们连一胎的生育意愿也不甚强烈。
 
9月,新成立的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公布三定方案,三个与计划生育有关的司都被撤销,似乎预示着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全面终结。
 
中国低生育率持续了近30年,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失衡,造成“生育总精力”持续短缺,改变认知方式和持续推进与生育有关的户籍、就业、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的全面改革,才能正面促进人们生育的信心。
 
婚配的窘境
 
七夕之前,河北沧州市某县地税局29岁的公务员尹成又失恋了。
 
这是他第三任女友,邻县的公务员,经人介绍两人相处了半年后,双方家庭开始谋划他们的婚姻大事,谈判几轮后却崩了。这是一场典型的“县城式”分手,婚礼筹备被放弃,恋人成了熟人,再见如宾,没有什么特别的波澜。
 
尹成在该县的农村出生、长大,父亲做过村主任和支书。他读完大学考取了公务员,在职期间又读了研究生,父亲早早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房子。尹成这次分手的女友是独生女,女方家里要求订婚当天要带上20万元现金彩礼,还要在邻县再买一套房子,方便未来就近照顾岳父母。尹成月工资不到4000元,家里也没有能力为他购置另一套房产。
 
在县水利局工作的刘辉对朋友尹成的分手不觉得可惜,县城里一套房子动辄七八十万元,女方再要一套房子过分了。“彩礼嘛,农村和县城一样,男方出个18万、20万元,家庭条件不好的女方可能会留下几万块,一般是把这些钱给女儿支配,比如买台汽车和嫁妆。”刘辉说。
 
这两年一直在村里挂职参与扶贫工作的刘辉说:“先别说生孩子,现在25岁左右结不了婚的小伙子,在哪个村里没有一二十个?”唐山农村的一名乐队老板刘庆林对《财经》记者表示,当地婚姻成本也是如此,一套县城的房子加彩礼也要100万元左右。刘庆林的乐队专为农村婚嫁葬礼演出。
 
费孝通1938年在著作《江村经济》中就指出,彩礼是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因婚配丧失劳动力的一种补偿,女方家庭又通过嫁妆的形式,将资源注入新家庭。随着经济发展和资产丰富,如今在彩礼之外,男方为新家庭购置车辆和房产,扩大了“彩礼”这一资源代际传递的内涵。
 
在尹成和刘辉所在的县,婚配成本过高有多种因素:既有择偶及分配范围受限,女孩外出打工较多等客观原因,也有计划生育导致当地男女比例失调,以及女性权利缺失等主观原因。
 
根据河北省统计局公布的数字,2016年该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.19万元,据此估算,一个拥有3个劳动力且有男孩的农村家庭,为结婚配置20万元彩礼需5.6年,再加一栋县城的房子需要28年。
 
全国政协委员、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崔郁在今年全国“两会”上曾表示,有30.4%的女性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,和80.2%的女性在宅基地使用权证上,没有登记姓名。无论是分配还是继承,在土地和房产等重要家庭资产方面,农村女性都处于非常显著的不利地位。
 
女方在未来养育孩子中也将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,因此也更有动力以彩礼和房产的形式,在新家庭占有一席之地,彩礼价格的提升,又反过来形成男性婚配的障碍。
 
“生育总精力”是围绕组建新家庭和生养孩子展开的,资产、时间、劳动力与亲情等不可或缺要素的混合配置,在农村家庭总体收入有限的情况下,“生育总精力”成本的提升,让它愈发呈现出稀缺的状态。
 
婚配的窘境是延迟婚育的重要前置条件,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研究员钟晓慧对《财经》记者介绍,1990年至2017年,全国平均初婚年龄从21.4岁提高到25.7岁,平均初育年龄从23.4岁推迟至26.8岁。
 
一直以来,农村及流动人口“超生游击队“的形象深入人心,他们普遍被认为是对生育率贡献最大的群体,实际的情况则恰恰相反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、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对《财经》记者介绍,农村是2005年之后生育率下降最大的区域,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也大大低于全国总体生育水平。
 
清贫限制了生育力
 
七夕那天,佳文本来的计划是下班和老公一起吃个饭,或者再看个电影,但她下班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,丈夫进家门的时间是23点58分。
 
佳文来自河南,和丈夫2014在北京结婚,他们都是典型的县城少年,读完大学在北京闯荡,当时婆家出了10万元,佳文家掏了30万元,加上两人的积蓄,贷款110万元买了房子。老公很要强,起早贪黑地工作,三年后把岳父出的钱都还上,女儿也出生了。婆婆开始时畏惧到北京来生活,宁愿出钱给孙女请个保姆,一年之后,她还是来了。“保姆总不如自家人照顾的更好吧。”佳文说。“这也是我们觉得亏欠婆婆的地方,因为孩子让他们两地分居。”
 
佳文夫妇都是铁定不要二胎的工薪族,女儿身上每月约5000元的消费已是负担不轻,一旦怀孕在公司里又会被贴各种“标签”,生育期间工资减少至少一半。“我算是不错了,产假期间每月还能有2500元,怀孕后我加了不少微信群,里面一些妈妈产假都没有收入,想生二胎的恐怕都不到5%。”佳文说。
 
也是因为经历过回归职场的艰难,“北漂”李可和佳文一样坚决不要二胎。
 
“几年前为了能在北京安居落户,已经掏空了双方父母的家底。儿子的日渐长大,幼儿园和各种特长班的花费也让我们吃不消,还需要还房贷。”李可说。为了减轻丈夫的压力和自己顺利回归职场,李可的公公婆婆从老家来到北京帮忙。四个大人一个孩子,挤在一套两居室里。
 
如果生二胎,就要换房子,车也要换大的,经济重担都压在丈夫一人身上,老人年纪大了,照顾孩子的精力有限,李可自己又要面临一场“职场断裂”:“我好不容易熬出来了,肯定不会再入一次坑。”
 
与农村不同,在都市里生活的年轻人与原家庭有着较为清晰的界限,距离不但加剧隔代照顾孩子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成本,在突出着情感链接的同时,也隐藏对养老的担忧。
 
在县城和乡村里,大家庭向新家庭透支性转移资源的过程,同样在都市流动的新中产阶层中发生,双方家庭不仅更有意愿出巨资为下一代买房,也不惜千里迢迢投入劳动力,为孩子照顾下一代。
 
钟晓慧说:我们首先应追问,为什么中国父母是这样的境况?这与养老保障不足有直接关系,父母给成年子女买房、带孩子,某种程度也是给自己投资一份亲情和保障。
 
在城市里买房实际也主要是男方及其父母的责任,这既是女性权利缺失的原因,也是结果——同农村一样,城市女性在家庭和生育的付出,同样要求与之平衡的房产以及它所确认的婚姻与生活稳定性——这种不平衡也会延伸到作为独生子女的女方家长的养老问题。
 
从结婚到生育,从农村走向县城再到都市,在过去的40年里,这是两条互相纠缠的路线,一代人的运行轨迹,都为下一代的未来打下基础,成本也随着这种流动越来越高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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